吴天一一生行医只为高原

吴天一：一生行医 只为高原

本报记者 马悍德 范旭光

吴天一在工作中

■人物档案

吴天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特贴专家”，卫生部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部省部共建高原医学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中华医学会高原医学分会主委。

曾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及科技部“八五”攻关项目、军队“十一五”指令性项目等国家项目6项,省部级课题16项，现任国家“973前期”计划专项专家组组长。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其它奖12项。参与编著和主编高原医学专著8册，医学论著国内250余篇,国际SCI收录72篇。先后被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等。

4月18日，在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从青海省省委书记骆惠宁手中接过“青海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的获奖证书。沉甸甸的证书，凝聚了这位老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心血和智慧。

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他奋斗了55年，艰难和困苦，都没能让他停下脚步。

多次“粉身碎骨”

“我是个粉身碎骨的人。”吴天一语出惊人，“身上有14处骨折，眼睛是‘狼眼睛’。”

“粉身碎骨”都是因为他的科研工作。

在50年的高原科研工作中，吴天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山、冰川、草地，道路崎岖，险象环生，多次车祸，造成肩胛骨、髌骨、肋骨、股骨等14处骨折，最严重的一次一根肋骨差一点就戳入心脏。

“骨折真十分痛苦，但人骨头再生能力还是很强，你看我站得多好。”说着，吴天一“顽皮”地站起来让记者看。他戏说他的眼睛是“狼眼睛”，那是因为他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那里是一片冰山雪岭，银色世界，紫外线反应特强，在四十多岁时吴天一两只眼睛都患了白内障，通过手术治疗植入了人工晶体。一到晚上，他的两只眼睛就发绿，看着犹如一双狼的眼睛。

之所以和高原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因为进入高原后发生的两件往事。

1951年吴天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夫妇俩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当时，国家从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移民或组织青年支援青海，不少人被分派到海拔4000米最严酷的青南地区开垦。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识和防治措施，产生了大量高原病人，有的人倒在了高原，绝大多数无奈返乡。

另一件事是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平原调来的印军中发生了大量急性高山病，不少人沿途倒毙。

这些深深震撼了吴天一，他意识到：防治高原性疾病将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但当时对于高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和高原的特发性疾病，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很少。

吴天一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第一个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1965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他首次报道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并提出是低氧性肺高压的观点。1979年，他又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国内率先报道了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概念。

1978年，在科学的春天里，吴天一和同道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为了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吴天一带队进入高海拔区第一步调查高原人群的生理特征及病理损害。从此，他的科研工作就注定要在风雪严寒的高海拔缺氧环境中进行了。

在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科研队一开始带的煤油炉子点着都费劲，面条煮出来是生的。氧气少得不要说人能否受得了，就是试验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功力不足。

牧民们高度散居，在两家帐篷之间常常有几十里，但吴天一说“群体调研一家也不能落”。最远最难走的地方都是他抢着亲自去，每天骑马穿越草原四五十里是家常便饭。好几次，吴天一骑马过河都差点儿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有惊无险的车祸在他看来也成了平常事。一次次的艰苦而又惊险的经历，使吴天一的研究数据积累越来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积累数据都在几十万份。应该说，他掌握了青藏高原人类适应生理最丰富的资料，这为他以后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1年8月，吴天一失散30年的父母、兄妹从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署名，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他。他说：“当时真是晴天霹雳啊，我才知道父母和兄妹们都已定居美国。”年迈的父母让他赶快到美国与家庭团聚并联系好了工作，条件很好，生活优越。亲情和事业摆在吴天一面前，但最终吴天一选择了后者。吴天一说：“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里的人民、土地已和我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生命的根。”

鼓膜曾被打穿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熟练掌握英语、俄语、塔吉克语、汉语的吴天一，还学会了藏语。他走遍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新疆西部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这是最亲昵的称呼。

高原医学研究目的是什么？吴天一说：我的经历告诉我，保证高原人群的健康是核心，是第一位的。否则高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难以保证。

1991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历时45天，科研队从海平面的日本，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继到3719米、4460米的高原，再在海拔5000米及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取得了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日本队员由于是海平民族，对缺氧易感，大多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当吴天一商议向特高海拔突击时，日本人上不去了。这时吴天一毅然带领中方队员向更高海拔攀登，在海拔5620米建立高山实验室，做完了系列研究，取得最可贵的资料。由此形成的急性高山病发病机制的科学研究成果，在1992年日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高原医学会上，吴天一的报告引起高度关注，国际高山医学学会授予他“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1992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第一次模拟试验低压8000米由谁进去呢？吴天一深知有一定风险，但他仍毫不犹豫地说：“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是我第一个进舱。”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的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瞬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但他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对此，吴天一深有体会：“从事高原医学研究，还是和别的科学领域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和缺氧打交道，我们不是到高原海拔4000米、5000米的现场，就是进入低压舱一小时内上升到4—5千米。研究人员必须要自己亲身接触低氧环境，感受低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科学研究，如果说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就很难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成果。”

建立国际标准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在继1992年订立了急性高山病的国际标准后，提出要建立慢性高原病的国际诊断标准。但慢性高原病涉及的病理生理问题远比急性高山病要复杂得多，因此从1997年到2002年多次国际讨论会上，每次各国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但又都想拿出自己的标准。就在各国为此争议时，2004年8月，第六次世界高原医学大会在西宁举行，吴天一代表的中国团队专家组从慢性高原病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几个方面为基础的慢性高原病记分量化诊断系统最为完整、科学和可操作性强，终于从各国方案中接纳为国际高山医学会的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也成为中国高原医学界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国际高山医学会已于2005年公布在世界范围内实施。

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青藏铁路开建，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工程，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对高原医学的严峻挑战。他说：“国家决定建设青藏铁路时，我激动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随后，他担任了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多年的研究成果被立即运用于救治青藏铁路建设者中的高原疾病上。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他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了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了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了多次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并亲自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最前沿的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并做好了保障工作。他说：“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的事上。睡得热乎乎的，突然跑出去上厕所，外面气温在零下，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所以，在我的建议下使用了带有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在吴天一的指导下，在青藏铁路五年建设期间，14万余员工无一例因急性高山病而死亡，在海拔4500米以上大群体强作业的这一“零死亡”，被国际高原医学权威威斯特教授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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