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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有必要从政府扩展到党群[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23 00:19:39 阅读: 来源:垃圾桶厂家

201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第八天,中国第七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大幕正式开启。坊间流传的撤铁道部的消息被证实,同时被证实的还有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的消息,始自10年前的“大部制”概念如今一步步渗入到中国政治生活领域。那么最初的“大部制”指的是什么?当初的改革设想和如今实行的是不是一回事?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为“大部制”概念的提出者、大部制改革方案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南开大学副校长、著名政治学家朱光磊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叫“大部门体制改革”更准确

时代周报:两会召开,很多人对2013大部制改革充满了期待,作为研究中国政府过程的政治学家,你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解是什么?

朱光磊:应当注意,从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来看,标准词汇是“大部门体制改革”。学者最初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所使用的大多是“大部制”。“大部制”和“大部门体制改革”含义基本相同,但还是有细微的区别。而且,我认为,有关细微的区别应当给予关注。

第一,“大部门”显然大于“大部”。从横向范围来看,“大部”强调的是部(委)与部(委)的整合、归并;“大部门”除了强调国务院的各部委之外,还应包括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和事业单位,乃至党群口的部门。同时,“大部门”和“大部”还有纵向层次上的区别,“大部”仅指部(委)本身,我觉得“大部门”还应包括各部(委)的内设机构,比如说司、局、处之间的整合。

第二,加了“体制”,改革的高度就出来了。只讲“大部制”,往往谈不到改革,两个部门合成一个部门就可以叫“大部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含义显然就复杂多了。这一点值得党政机关和学术界的朋友们注意,不要一说“大部门体制改革”就只是想着合并部委。

也就是说,“大部门体制改革”就是指把相同或相近的政府职责加以整合,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或是把职责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归并成一个较大的部门,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责交叉、多头管理和部门主义,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而不仅仅是部委合并。

“大部门体制”?

时代周报:据我们所知,其实在很早之前,你就做过大部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2004年就提交过设计“大部制”的研究报告给中央有关部门。

朱光磊:2004年,我的研究团队通过中央编办提交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报告,当时我们用的就是“大部制”。但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叫“大部门体制改革”,我很认同,比我们提的“大部制”更好。我们主要是从推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理念来提出诸如此类的建议的,而不是对机构和编制的简单裁撤、削减。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在整体上是不错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他们中的大多数工作很辛苦,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都离不开他们的劳动。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毛病,主要不是出在一个个的个体的身上,而是出在了“衙门”和“图章”上,—做事情,就得去“衙门”,就要“盖章”,所以,最好“衙门”少点儿,让老百姓和企业少盖点儿章。当时的想法要比现在简单。

2004年前后,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和中央编办有着长期的合作研究关系。中央编办对我们也很信任,比较认可我们的工作。挂靠中央编办的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的成立和年度课题工作的启动,使我们团队与中央编办的工作联系实现了常态化。目前,我的研究团队还有孙涛、贾义猛等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做得很好。

时代周报:你认为,2008年启动“大部制”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朱光磊: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政府部门总体上比较多,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最多曾达到过100个(含办事机构等)。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居然还出现过一些用产品(商品)的名称来命名的部委,例如机械部、煤炭工业部、纺织部等。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几次调整,特别是经过1988年、1998年几次调整,通过总结几轮循环的经验教训,开始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央政府部门,到2008年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时候,国务院组成部门已经是不到30个了。

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注意国外的情况,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情况,有一部分朋友甚至是看到外国的情况,往往总是先从好的方面去想,对国内的情况,往往是先从负面去想。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些问题,但也有助于促使我们发展得快一些。就机构编制问题看,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家,一般不超过20个,15个左右的国家也不少。几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国家,在20—30个之间,和我国差不多。这是外在压力。

显而易见,到21世纪初,与国外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数量差别已不大。差别较大的主要是两块,一个是政法口、文教口;一个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部门,例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民委等。此外,实事求是地说,党群口也有一些需要整合的部门。

所以,实际上,从国内的情况看,大家关注、支持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部门数量的角度考虑。当然,和外国相比,我们的部门数量还是多,也是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最初的改革动因,是内部外部两个方面的合力。这一改革的要求是合理的,是合乎政府发展的基本规律的。

中央机构再压缩余地不大

时代周报:对于如何摆脱传统计划体制,当时有什么构想?是否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还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为何大部制改革到了2008年才启动?

朱光磊:国务院组成部门从50-60个,减少到不到30个,中国用的时间应当说不是特别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惯性的,马上做调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到位的。我们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不是很满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不能完全否定1988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在转变政府职能时所做的大量工作。比如,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按照产品命名的机构,不是早都精简掉了吗?

还有我国政府各大职能部门的组成,一般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分为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两大块,过去业务部门往往是负责直接管理企业的。在改革过程中,首先,按产品设置政府部门没有了;此后,部门内设业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随着国资委的设立,也陆续剥离了。这两大块的精简,不含糊,而且社会没有因此出现大的动荡,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一方面,我对政府职能转变迟迟不能够基本到位,作为一名学者,感到着急;另外一方面,公允地讲,也要看到几次改革和精简,幅度不小,变化很大,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够轻易地否定。

1993年,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93—2008年,15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大部制改革提上议程,我不能说它早,但我也不能说它很慢。从2008-2013年,又是5年时间,有人问,为什么中间没有抓紧进行新的改革。我认为,政府机构的调整,应该是有周期的,不能天天调整,—天天调整,改革的态度是好的,但恐怕也不严肃。

谈到这里,我想说一下,中央政府的机构数再往下压,余地已经不太大了。如果我们把机构数压缩到14个,像有的国家那样,还是有困难的。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值得推敲。比如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大体相当于我们的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但如果我们把教育、科技管理、文化事务等政府职责归并给一个部,恐怕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政府管得偏多,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导向”很强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行政文化氛围的条件下,再加上人口和地域的因素,我们的政府部门不大可能太少。所以,如果本次人大会议能够再推出几个个案,就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情况了。今后的关键是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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